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
儒的空洞
中国思想传统的核心是理性化（即不诉诸情感）的、操作性的巫术[1]，关注的是行为带来功利的报偿。而孔子不仅要求理性，还要求理性背后的情感逻辑[2]，要求真正的生活中的伦理，这就让他高于同时代的思想。在他之后，孟子继承了这种意识，但直到唐代才被要求废佛的韩愈发掘，选为佛教唯心哲学的替代品。
但是观察实际状况，可以发现中国人理性不发达，感性亦不发达，而不是所谓情感理性交融的状态。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理性巫术，通过巫术的禁忌和限制进行统治。孔子质问这些巫术背后的情感逻辑，本是一种反抗式的话语[3]，说明他反对当时巫术统治的极度空心化。孔子注入的“仁”只是一点小萌芽，除了孟子有所发扬之外，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人能够接续。无论是汉儒还是宋儒，都只是把孔子的“仁”和对感性的呼唤重新纳入统治话语的呆板条条框框之中，丝毫没有理解其精神本质。以至于儒家最终只是表演了孔子。
所谓中国文化中情感和理性的合一，实际上应该表述为：理性巫术反复格式化情感，统治者话语不断无耻地占据和表演个人情感。
儒学作为宗教的神圣性来自于“救世济民和大同理想的伟大功业”[4]。这的确是长期占据中国潜意识核心的价值观。一般中国通俗文学电影都要把价值落在“拯救苍生”，受众才能不费吹灰之力地理解。但是，这种价值观的内容同样空洞，因为它实际上出于统治的目标，而不是基于人性的伦理叩问。如果要追求“救世”，则必然要追问，对每个人来说何谓得救。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不会像儒家的救世一样简单地停留在经济现世生活和国家治安的层面。儒家的“拯救苍生”是一种统治者中心的话语，这个愿望本来就是由统治苍生者发出，而不是从苍生自己出发[5]。既然儒家选择了这个出发点，它的思考就被禁锢其中，直到我们这个世纪，中国人还在儒家的语言陷阱中无法自拔。
儒家历史上少有的能够从个人出发的思想者就是孔和孟，后来者几乎全都自售于统治阶层，无力思考。儒家说着孔孟的语言，和孔孟完全背道而驰。
人的虚高
李泽厚提到学者认为在中国“人的地位很高”（指没有能节制人的神）[6]，而且这和巫文化有关。我认为他的归因基本正确。中国的巫文化传统中，大巫能和天地平齐，祖先能够配享上帝。而天子和皇帝就是大巫[7]。所以，实际上，中国人的思维是“天子和皇帝的地位很高”，而不是“人的地位很高”。
进一步思考这个句式，可以看出，“人的地位高”是相对于自然其他事物的，比如宇宙神明动物，丝毫没有提到人内部的等级关系。如果人真的地位很高，中国人那么看重人的价值，那么就不会出现鲁迅所痛心的吃人社会，也没有耗材之说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中国）人中地位最高的，在宇宙中的地位也很高”。
大巫在宇宙中的地位之所以高，是因为大巫（被认为）能够呼风唤雨[8]、改善物质生活。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谈到，中国人对理科的崇拜，其实就是对呼风唤雨、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原始崇拜心态，在科学引进后被翻了新。
毛泽东对传统潜意识了解至深。共产党的宣传大力渲染自己“改造天地”“增进生产力”的形象，是为了引发中国人内心深处基于大巫崇拜的共鸣。但是共产党本身擅长的只是文宣特务，它必须借用外部的科技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巫术光环，方能维持统治。
由此可见，中国思想中“人的地位很高”、“人定胜天”，应翻译成“天子皇帝能够驱使宇宙万物”。这是一种愿望，而非实践哲学。当实践无法做到“人定胜天”时，中国人往往通过宣传来补全自己胜天能力的不足，以保持这种巫术幻觉。
一提及“巫”，人们习惯地以为就是已经专职化的“巫、祝、卜、史”，以及后世小传统中的巫婆、神汉之类。的确，“巫”有这一逐渐下降，并最后沦为民间傩文化的历史发展。之所以如此，却正是由于王权日益凌驾神权，使通天人的“巫”日益从属附庸于“王”的缘故。而王权和王之所以能够如此，又是由于“巫”的通神人的特质日益直接理性化，成为上古君王、天子某种体制化、道德化的行为和品格。这就是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至于小传统中的“巫”，比较起来，倒是无足轻重的了。——《说巫史传统·巫君合一》 ↩︎
拙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曾认为，“孔子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最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情感原则，它是孔学儒家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1]拙作《论语今读》说：“孔学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动物性（欲）与社会（理）的交融统一。我以为这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说巫史传统·“仁”与“诚”》 ↩︎
“礼由于取得这种心理学的内在依据而人性化……由神的准绳命令变而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变而为服从于人、服从于自己，这一转变在中国上古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释礼归仁·有情宇宙观》 ↩︎
——《说巫史传统·礼的特征：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 ↩︎
中国的“礼教”与基督教等不同，它可以允许人们去信别的宗教的神、拜别的菩萨。为什么？因为那些神、那些宗教只关乎个人的生死、身心、利害，而不是“天道”、“天命”关系着整个群体（国家、民族），这恰恰是原始巫术活动的要点：是为了群体生存而非个体命运。这也就是中国缺乏个人主义的原始根由。《由巫到礼·“礼”的三特点》 ↩︎
中国文化、哲学有什么特征呢？当然有很多了。例如，比较其他文化来说，在中国文化里，人的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人能够参与天的运作。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一个反传统的学者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的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地位太高了，所以必须把基督教引进来，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悔罪，认识自己有原罪，不要把自己的地位估计得那么高。《圣经》里没说人能够参与上帝的工作，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嘛，人能起什么作用呢？尽管我不同意这位学者的看法，但我认为他抓住了这一个要害。中国《诗经》里面有骂天、埋怨天的话，说天不可相信。包括今天老百姓常说的“老天瞎了眼”，直接就骂天，也没感到什么特别。中国没有创造主这个概念，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认为人就是父母生的，所以骂骂天也没有什么，但不能骂父母。人的地位这么高，这一现象，很多学者都指出过，问题是它怎么来的？——《由巫到礼·行走中的神明》 ↩︎
为什么说巫本是占据大传统的核心地位呢？从甲骨文可见，巫与帝常常联系在一起，帝巫。巫在当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巫婆，当时最有权势的人才是巫。考古学家，从陈梦家到不久前去世的张光直教授，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王是首巫，最重要的巫，最大的巫。中国传说中的古代圣王，例如儒家一直讲得很多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他们都是大巫。——《由巫到礼·行走中的神明》 ↩︎
很多人类学家，比如泰勒（Edward Tylor），弗雷泽（James Frazer），包括韦伯（Max Weber），都讲到宗教与巫术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巫术是强迫对象来为人服务。中国称之为呼风唤雨，通过人的活动，使各种东西为人所支配，而不是单方面的求拜。比如通过仪式，把箭射到画的牛身上，也许第二天就能猎到野牛了。这是通过人的活动去支配自然界。——《由巫到礼·行走中的神明》 ↩︎